现在中国经济的堵点在消费，这已经是人们的共识。但如何疏通这个堵点？却是千难万难。在过去的几年中，我写了不少的文章，最近几个月又在《八面来风》栏目摘引了一些有关的观点。

概括起来说，疏通这个堵点的基本因素就是三个：收入、财富、预期。

其中，有的问题人们讨论得比较多了，这里就不再重复，这里只将几个最现实又讨论不充分的问题做一些讨论。


收入与财富直接决定消费的因素是什么？凯恩斯认为，国民的消费是基于他们的收入，而弗里德曼则认为国民的消费是财富的函数。当然，这两者肯定都在起作用，但有人发现一个现象：这几年中国的消费是陡然下降的，换句话说，社会有效需求的下降程度，其所表现出的烈度，远超宏观经济指标的萧条状况。


这是为什么（佑佑《中国人消费力为何骤降？有一个原因你可能想不到》）？作者认为，2019年之前，中国人的消费力来源，主要是依靠财富效应，而非真正的收入能力。这种财富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：一是房子涨价卖掉后的收入，二是一部分拆迁受益人群的收入猛增，三是房子出租的租金收入。这是一场造富的狂欢，但正是因为这场狂欢，中国人被普遍透支了一项能力，那就是真正的核心收入能力，尤其是持续的、高质量的收入能力。


中国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这十几二十年，过度依赖房地产的财富效应，却没有培育出来一大批真正拥有赚钱能力的人群。应当说，就提振消费来说，就业与收入无疑是涉及面更广的因素，也是更基础的因素。但财富效应同样不能忽视。问题是，在房地产跌跌不休的情况下，如何形成能提振消费的财富效应？答案只能是，必须得有一个人们能够分享发展成果的资本市场。美国的消费力为何如此旺盛？其实在背后有一个从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、通过资本市场实现美元回流，然后促进包括股市在内的资产增值，从而提高人们消费能力的闭环。


当然你可以说这个闭环中是由问题的，但美国社会旺盛的消费能力是与此分不开的。在其他办法不能马上奏效的情况下，提振股市会有一定作用。所以，在去年4月，我就打比方说，如果今天你的股票挣了两万元，可能直接就影响到你的情绪，说不定晚饭就会加两瓶啤酒。但如果今天你的房子涨了10万元，可能你什么明显的感觉也没有。


但这不是真正的财富效应。最关键的问题，是如何使得资本市场特别是股市，能够成为一个人们分享发展成果的途径，而不是一个企业融资变现的场所。要看到，这些年，无论是企业和个人的财富都在消耗。去年马未都的事情出来之后，我就说，当我看到这则消息的时候，我脑子里出现的是下面的景象：饭馆里养在水箱中的鱼虾蟹，是在靠消耗自己的肌肉维持生存的。这也是我们吃饭馆里的海鲜，头脑是螃蟹觉得很瘦的原因之一。


保障与预期前些天，陆挺先生提出一个说法，当下没有什么政策比改革社保体系更能提振消费。前面说，决定消费的，是收入与财富。其实，还有一个，就是大家都在讲的预期。而预期是与社会保障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，问题是从何做起。


下面是陆挺先生提出的一些具体想法：目前，农民养老金平均每月只有200多元，而领取农民养老金的人大多是中低收入人群。给他们增加绝对数量的钱，比如一个月100元、200元，对他们来讲收入增幅是很高的，对他们的消费倾向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。因此，如果能在短期内将农民养老金的平均水平提升至400多元/月，将显着地拉动消费增长。


可以肯定的是，相比于把100元发放给月入10000元的群体，将100元发放给月入200多元的群体，刺激消费的效果肯定很不一样。并且，领取农民养老金的群体大多数是广大农民工的父母亲，提高农民养老金水平可以适当减轻农民工的养老负担。同时，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未来也会在退休后领取农民养老金。提高农民养老金水平能提升他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，进而刺激他们当下的消费。  


为了确保农民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，未来需要将尽可能多的中青年纳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系。在此背景下，领取农民养老金的人数将逐步减少，绝大多数退休人群将转而领取城镇职工养老保险。这也是一条清晰的社保改革路径。国计与民生应当说，在过去几年中，各级政府都在把促消费放在重要位置，但为什么促消费始终没有多大起色呢？  


姚洋表示，“问题就是美国在打压我们，它不是打压我们的消费，它主要打压的是我们的科技领域，这就导致我们把更多的资源投向了科技领域。”  


“即使我们要去促消费，也是从促生产的角度去搞消费。”他举例说，“比如现在各地都在发消费券，搞‘以旧换新’，即指定产品才能享受打折优惠。如果真要发消费券促销费，应该是拿消费券，想买什么都可以——这才是福利最大化。但是现在各省都是指定消费品，意思就是对指定的产品领域是要促进生产的，因此发消费券仍然是生产驱动的。”  为什么会是生产驱动性促销费呢？姚洋认为，还是因为“赶超心理”，要赶超就得节衣缩食地投入。


姚洋预计这种心态还得持续到“第二个百年目标”实现之后，即2049年之后。或者说，有朝一日我国在科技水平上跟美国平起平坐之后，这有可能比2049年要早一些。


姚洋教授的这个观点，曾受到很多的指责。但我觉得，姚洋教授短短的几句话，说明了下面的几层逻辑：美国在科技上打压，所以中国要赶超；要赶超，就要节衣缩食地投入；即使要促销费，也是从促生产的角度去搞消费。这几个逻辑你可以分别来看，这样就可以理解很多事情。姚洋教授提出的问题是很值得深思的。不错，现在的经济发展脱离不开大国竞争的背景。但我们应该将这个背景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。这当中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整个国民收入的分配。


有数据表明，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，在1983年的时候约为62%，1990年降至55%，现在则只有43%，而国际上一般为60-70%。这样直接导致了我国居民消费率只有约38%，而国际上一般在60%左右（1983年，我国居民消费率为54%左右）。


前些天我在一篇文章中说，如果我们不但拥有巨大的生产能力，同时也具有巨大的消费能力，我们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繁荣的经济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