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去二三十年，中国高速增长时期，即便是普通男性，也能依靠制造业扩张、房地产繁荣、基建投资以及人口红利，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预期。很多人虽然起点不高，但普遍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。这种“未来收入预期”，本身就是婚姻市场中的重要资产。女性选择结婚，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男性已经富有，而是相信他未来会变得更好。
但当经济进入低增长阶段之后，这种预期开始迅速瓦解。大量普通男性开始面临收入停滞、工作不稳定、房价门槛过高、社会上升通道收窄等问题。教育内卷又进一步抬高了竞争成本，使很多年轻男性发现，自己已经无法承担传统婚姻模式中的经济责任。过去“只要肯努力就能买房结婚”的路径正在消失，而婚姻的经济门槛却并没有下降。
男性因为收入下降而逐渐失去组建家庭的底气，女性却依旧维持着“慕强”的婚恋期待，这种供需错位，本质上是婚姻市场在经济下行周期中的结构性失衡。从经济学角度来看，婚姻并不仅仅是情感关系，它本质上是一种长期合作契约。双方通过资源交换、风险共担、劳动分工以及对子女的共同投资，来提高整体生活质量与未来安全感。当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，而婚恋预期没有同步调整时，婚姻制度就会开始出现局部崩塌。
与此同时，女性的婚恋标准却没有同步降低。婚恋市场中的择偶逻辑，本来就不是绝对收入比较，而是相对地位比较。很多女性并不一定要求男性极端富有，但通常希望对方在收入、职业稳定性、社会地位以及抗风险能力上高于自己。这种“向上匹配”的倾向，在经济学中类似于对稀缺优质资源的竞争。当经济下行时，中低收入男性数量迅速扩大，但高收入、高稳定性的男性比例并不会同步增加，于是大量女性开始集中竞争少数“头部男性”，而普通男性则被边缘化，婚姻市场逐渐呈现出明显的“K型分化”。
现代教育结构的变化，又进一步压缩了有效婚配池。随着城市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，高学历女性数量增长速度已经超过部分男性。然而婚恋市场依然存在明显的“向上婚配”倾向。很多本科女性希望寻找本科以上甚至收入更高的男性，研究生女性则更倾向寻找更高社会地位与经济能力的对象。问题在于，高学历女性越来越多，但能够满足其期待的男性比例却并没有同步增长。结果便是大量城市女性并非无人追求，而是“不愿向下匹配”，从而形成所谓的“剩女”现象。
与此同时，婚姻本身的经济收益也在下降。过去婚姻最大的功能之一，是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。男性负责主要收入来源，女性承担家务与育儿。但现代城市社会中，家务逐渐外包化，女性拥有独立收入来源，城市化又削弱了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功能，单身生活成本也在下降。对于很多城市女性而言，如果婚姻不能显着提高生活质量，反而意味着生育成本、职业中断、情绪压力以及额外家务负担，那么维持单身反而可能成为一种更理性的经济选择。这也是许多发达国家长期低结婚率、低生育率和单身化趋势背后的根本原因。
而中国的问题，比许多国家更加复杂，因为它还叠加了计划生育时代遗留下来的严重人口结构问题。长期性别选择导致男性人口明显多于女性，婚姻市场天然存在“男性过剩”。从供需关系来看，这意味着男性之间的竞争会被极度放大。彩礼、房产、收入、城市户口等条件不断被推高，本质上都是男性在稀缺婚姻资源下的竞争升级。尤其在农村地区，这种问题更加明显。很多农村男性既缺乏城市资源，也缺乏财富积累能力，在婚姻市场中处于极端弱势，于是形成大量“光棍化”现象。
与此同时，大量女性持续向城市流动，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婚姻市场失衡。教育扩张和城市化让越来越多女性进入大城市，而很多县城与农村男性却无法同步完成资源与阶层跃迁。结果就是女性不断向上流动，而大量普通男性则停留在原地，婚配资源持续被城市虹吸。很多农村地区并不是单纯“找不到对象”，而是整个适婚女性人口都在持续流失。
从更深层来看，这其实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一种外在表现。工业化时代需要大量普通男性劳动力，因此普通男性更容易获得稳定收入与家庭地位。但进入信息化与服务业时代后，社会越来越强调教育、资源、资产能力以及情绪价值，传统男性优势开始被削弱，而新的竞争标准却迅速提高。结果便是大量普通男性同时遭遇经济边缘化、婚恋边缘化以及生育边缘化。
而当越来越多人退出婚姻与生育之后，又会进一步反向冲击整个经济体系。年轻人口减少会削弱房地产需求、消费能力以及未来劳动力供给，老龄化则进一步加重财政与社会负担，最终形成一种“人口下降—经济放缓—婚育减少”的负反馈循环。日本和韩国已经部分进入这种循环，而中国由于人口规模更大、房地产绑定更深、城乡差距更明显，再加上计划生育造成的人口结构扭曲，因此这一轮冲击很可能更加剧烈，也更加漫长。